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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材料 考古新发现带来新认识
文号:6397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陈彧之  
时间:2021-04-19

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按照时代早晚排列,它们分别是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从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考古成果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力证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从距今四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东夏国的考古学成果,对于增进学术界与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民族互动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等议题的理解意义重大。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起之地。本次评选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河南独占三项,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揭示了一个距今5300年的“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具有都邑性质。

双槐树遗址规模宏大,考古学家在此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如在此遗址发现了三座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其中一座发现有“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一门三道”是王城的配置,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述,得到了考古学成果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都发现过“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而双槐树的相关发现比这两者都要早,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源头性,说明双槐树遗址对于研究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连用三个“关键”来强调双槐树遗址的意义,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其发现“必将帮助人们持续厘清华夏文明发展的脉络、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本次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边疆考古成果显著,如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填补了东夏国考古的空白,东夏国是金元之际东北地区的一个政权,磨盘村山城遗址是其南京城址。

边疆地区的民族互动频繁,多元文化在此交融,考古学成果不断刷新学术界与公众对于这种互动与交融深度的认知。本次入选的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此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西北接我国新疆,西南是印度,东南临尼泊尔。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时间延续千年,大致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7世纪,这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其出土文物呈现出来自中原汉地、新疆、印度、尼泊尔等地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该遗址出土的木俑、带柄铜镜的形制与此前新疆出土的相关文物十分类似,显示两地早有频繁的文化交流。

经由考古学的研究,偏居祖国边疆一隅的札达,原来曾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高科技手段令人眼前一亮

——衡量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那时的考古学家的工作状态,正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除了双手和简单工具外,别无所有。今天的考古学家已拥有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历史遗存,提升考古学研究的精细程度。科技不只是助力考古学研究,而是题中之义。

本次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采用的一些高科技手段令人眼前一亮。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是一处跨越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距今四万年延续到距今两千年,其遗址堆积厚约8米,包含了大量石器、磨制骨角器、动物骨骼、火塘、墓葬等,考古学家对出土物全部测量了三维坐标,而具有埋藏指示意义的遗物,全部测量走向、倾向、倾角等产状信息,也就是说考古学家利用三维重建技术,在计算机中模拟出每个发掘层面的三维模型,可在其中为全部出土物准确定位,这将为考古学家的后续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要完成这一工作,首先要积累大量准确的测量数据,考古学家在此次发掘过程中用到了电子全站仪。电子全站仪是近年来在考古工作中使用的一种新型测绘仪器,在野外测量中,可采集水平角、竖直角、倾斜距离三种基本数据,通过内部微处理器计算,可得到坐标、方位角、高差、高程等数据,而仪器本身也可以保存数据。电子全站仪的使用不仅方便、精准,而且也带来了田野考古工作思路的转变。

在招果洞遗址中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还首次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古气候复原工作。在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的考古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首次”。

余姚井头山遗址距离大名鼎鼎的河姆渡遗址不远,这座遗址距今八千年,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贝丘遗址以文化层中包含大量古人类食剩抛弃的贝壳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一遗址距现在的地表有5至10米深,而且被海相沉积覆盖,大量淤泥容易坍塌,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为此,考古学家先建设了一个东西长50米、南北宽15米的钢结构基坑,先将发掘范围框定加固。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但却有许多难点,比较明显的难点有不能采用大型机械施工,以免破坏考古现场,也不能使用水泥和混凝土,因为它们具有腐蚀性,这项工程的复杂性大大超出考古学家当初的设想,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花费一年半时间完成了钢结构基坑的施工。

据了解,这是我国首次因地制宜把钢结构基坑成功运用于考古发掘区围护,为国内外类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示范意义。随着井头山遗址一期考古工作的结束,这座钢结构基坑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回填。

本次评选出的十大新发现,在发掘过程与后续研究阶段,普遍开展了多学科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认为:“今天,考古学已经逐渐成为一门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目的、广泛采用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学科。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运用多种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更加全面地获取各种资料和信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

让珍贵文物重光于世

——激发公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始于1990年,到今天已经走过了31年。这31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不仅理念上得到了更新、技术上取得了进步,而且中国考古学家走出国门,承担了国外的考古挖掘任务,与此同时,公众对考古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向公众网络直播了终评会,入围终评环节的20个项目,由汇报人依次向公众报告。终评会如今在网上已经有“中国考古奥斯卡”之称。考古学与直播的联袂,近年来已不鲜见,今年三月,央视直播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祭祀坑”中的文物出土过程,2015年11月,央视直播了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1号主墓开棺过程。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是中国公众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通过直播,公众亲眼见证了埋藏于地底的文物重光于世,这种现场感与历史感的交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公众考古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强调考古学不只是考古学家象牙塔中的艰深学问,先民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民共享的,考古学应当回应公众的关切,将考古信息传递给公众,并激发公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

公众考古的方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在博物馆中展出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是目前最为普遍的方式。

在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前不久,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刚落下帷幕,这场为期六个月的展览,第一时间向公众展示了井头山遗址的出土遗物。将河姆渡与井头山的遗物并列展示,对于公众而言能更好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脉络,河姆渡距今约七千年,井头山距今约八千年,考古学家认为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

这场展览的主题“海洋文明曙光”也回应了公众对中国海洋文化起源的关切,井头山遗址考古工作负责人孙国平介绍:“井头山遗址展现了古老的中国人适应海洋环境、利用海洋资源的历程。它的发掘具有极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起源、海洋环境变迁等问题意义重大。”

考古学近年来频频“出圈”,获得公众的热切关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公众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不断增长的兴趣,是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自信。一方面,考古学肩负着增强公众文化自信的使命,另一方面,公众文化自信的增强,也对考古学的大众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将推动考古学的发展,两者是相得益彰的。

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倡导者苏秉琦,晚年回忆他的学术之路时,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今天,我国的公众考古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在新技术新思维的辅助下,我们更有底气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陈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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